作为活跃于明清商业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，徽商不仅以其良好的商业道德、灵活的经营策略和任重道远的“徽骆驼”精神，在商场上艰辛开拓，成为富甲一方的地域性商帮，而且在致富之后，他们不忘回报社会，积极捐资兴办社会公益事业，举凡建义仓、修水利、筑道路、兴学校等等，无不在其捐助范围之内。在徽商的各种捐助中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。
明清两代是我国自然灾害的频发时期。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单靠封建各级官府的赈济，显然是无济于事的，更何况一些赈灾官员在赈灾时又乘机大肆克扣与侵吞呢？我们在有关明清的自然灾害史料中，经常可以看到“水旱灾伤，人民艰食，无以赈济”（《明英宗实录》卷6）的记录。至于因灾荒而造成的“流移他乡，乞食街巷；……转死沟壑，饿殍道路”（同上，卷278）的记载，更是史不绝书。在这一历史条件下，拥资数十百万、独执明清商界之牛耳的徽商，才开始走上大规模的捐资赈灾之路。
明清时期的徽商素以“仁义”著称。他们“虽居市井，而轻财重义”（《见闻纪训》），“居商无商商之心”（歙县《竦塘黄氏宗谱》卷5）。因此，他们对灾荒的捐助和赈济事业格外关注。我们在史料中发现，明清时期每逢某地发生灾荒，经商于该地的徽商大都能迅速响应当地官府的倡议，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捐助与赈济活动之中。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，秦地发生旱蝗之灾，“边陲饥馑，流离载道”，正在榆林经商的歙县盐商黄长寿立即“输粟五百石助赈”，使灾荒得以缓解（歙县《潭渡黄氏族谱》卷9）。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，歙县粮商吴民仰运载千石小麦途经上海时，正值该县发生饥馑，他“见之恻然，尽以舟麦散饥人，人各一斗，得以旬日以待食新，所活无算”（《古歙岩镇镇东头吴氏族谱》）。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扬州发生水灾，歙县盐商汪应庚一次就捐银6万两，用于赈济灾民（光绪《两淮盐法志》卷146）。由此可见，徽商捐赈灾荒的力度是很大的。
针对大灾之后出现的疫病流行的情况，徽商在直接捐钱捐粮的同时，还广为灾民采置药品，悉心加以救治。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、十一年（1733年）间，扬州“江潮迭泛，……疫疠继作”，歙县盐商汪应庚亲设药局，“更备药饵，疗活无算”（《汪氏谱乘》），对因灾荒或疫病而死亡的灾民，徽商也慷慨解囊，出资置棺为之掩埋。婺源商人金荣生侨居金陵，在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的水灾中，他不仅“散给衣食”与灾民，而且建义济堂，以“掩骸瘗暴”（光绪《婺源县志》卷34）。
对因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物价上涨，徽商也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，着力平抑物价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徽州府发生旱荒，粮价暴涨，歙县盐商程扬宗一次性即捐出6万两白银“买谷积贮”，平抑粮价（民国《歙县志》卷15），为稳定灾区物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徽商还十分重视灾后的重建工作，芜湖凤林、麻浦二圩有田数十万亩，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发生大水后，歙县商人许仁倡捐巨万，用于修堤筑堰，并亲“董赈事，以工代赈”。次年春工竣，“夏水又至，漫圩堤丈许”，他一面安置灾民“设席棚，给饼馒，寒为之衣，病为之药”，一面着手恢复生产，“为养耕牛，水落更给麦种”，进行灾后的恢复与重建工作（《歙事闲潭》第14册）。而于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黄淮大水后，歙县盐商鲍漱芳集众输银300万两，用于抢救恢复水毁工程（民国《歙县志》卷9），这实在是徽商捐资赈灾的大手笔。
明清时期的徽商虽拥资巨万，富甲一方，但却乐善好施，热心灾荒的捐助与赈济等社会公益事业，其品德是高尚的。他们这种牺牲暂时利益造福社会的义举，赢得了社会和灾民的普遍信赖和爱戴，在广大社会群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声誉，为其商业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厚商业利润的获得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“受惠者众，而名日高，商业日盛，家道日隆”（《祁门倪氏族谱》）。透过徽商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这一社会现象，我们或许对徽商成功与发迹之道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。其实，徽商的这一捐赈之举，不正是其历久而不衰的最大秘诀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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